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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媒体时代话语权转向引发的执政思维变革

发布时间: 2017-10-23 10:35:17     作者:本站编辑      来源:本站原创      点击次数:

摘要: 在近年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社会突发事件中,政府官员的表现难以令人满意。一些政府官员在和媒体打交道的时候经常把小事闹大...

在近年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社会突发事件中,政府官员的表现难以令人满意。一些政府官员在和媒体打交道的时候经常把小事闹大,大事闹炸。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件小事、一个小动作、一旬无心的话被媒体曝光,而后在网民的“围攻”之下瞬间爆炸。

随着新媒体兴起和社会舆论多元化发展,政府的执政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。以自媒体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时代,话语权正在从政府转向民众,打破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资源的垄断,让政府的舆论压力倍增。新媒体危机很大程度上反应的是公众情绪的变化,政府压力也随着輿情危机的加重而增加。一味压制、躲避、沉默并不是对待媒体和公众的最佳方式,只会引起公众情绪的急速变化。

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课题组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,发现公众情绪绪变化的主线是民意----民怨------民愤------群体事件。

民意是人民群众共同的、普遍的思想或意愿;民怨是民众的一种意识和诉求,是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一种抱怨和抵触情绪;民愤是民众抱怨和抵触情绪的集体爆发。

如果我们不善于倾听民意,在重大项目的决策上,在公共管理方式的选择上自以为是,民意就转化为民怨。如果民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并任其自由发展,民怨就会升级为民愤。如果民愤阶段没有及时有效的危机公关,民愤就像一个吹胀的气球,一戳就破,演变为群体事件。

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就必须多用沟通、协商、谈判的方式,面对民意政府部门采用正确的方式沟通可以和公众之间形成共识;民怨的出现需要政府部门出面协商才能化解;而当民愤出现以后政府部门必须多手段调节才能化解形成共识。

倾听民意达成共识,沟通民怨疏导情绪,民愤出现必须学会化解危机。

新媒体是政府和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,政府官员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足,必然会导致政府和媒体、公众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,从而造成后续更多问题的出现。因此政府官员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就显得尤为重要,这就是我们强调的“媒商”。

所谓“媒商”,是“媒体智慧”  ( Media Quotient)的简称,是指一个人的综合媒体素养。在新媒体时代, “媒商”逐渐成为公务、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政治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何科学认识新媒体条件下舆论的形成与演变的规律,如何善待、善用、善管媒体,是新媒体时代官员媒商高低的体现。衡量媒商的两大标准,一是对待媒体的态度,二是运用媒体的能力。

在新媒体社会里,新闻执政已成为日常 行政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。

大卫·杰根在《新闻:政治的幻象》一书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:“要成功执政,政府必须确定议程,而不能让媒体来为它确定议程。”这句话告诫政府:作为执政者应该有控制、引导媒体的能力,而这种能力我们称之为媒商!

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执政者和政治家十分重视利用新闻来执政,即运用新闻来塑造公共政策部门的执政形象,增强执政公信和执政的合法性。美国的执政者最擅长的就是通过对媒体议程的设置,进而设置公共议程,在公众当中形成被广泛关注的议题,最终实现合力效应。

相比之下,我们对媒体(特别是新媒体)的运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

新媒体时代的到来,尤其是以电脑、手机为载体的网络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,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格局,公民的参政意识不断增强,民意在新媒体上的展现,对政府原有的执政理念和工作方式构成巨大的挑战。

政府官员在面对媒体时调整过慢或者应对不当,不仅会影响自身的工作,更可能进一步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并进一步削弱长期执政能力。

2010年1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: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,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,切实做到善待媒体、善用媒体、善管媒体,充分发挥媒体凝聚力量、推动工作的积极作用。这三个“善”很明显是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提出的,颇具深意,符合当下的执政环境,是对领导干部今后开展工作的重要指示,也是政府官员“媒商”的重要体现。

民意原本可以为执政所用,然而我们的现状却往往是民意成为执政之困。从民意到民怨再到民愤的群体情绪演化路径,无疑暴露出官员媒商低下的现状,而媒商低下根本上来说有两个原因:一是认识作怪,摆脱不掉过去的观念;二是能力不足,在问题面前暴露出“本领恐慌”。

认识作怪,摆脱不掉过去的观念。

“你们媒体 到底是为党说话,还是为老百姓说话?”这样的“雷人官话”并不在少数。

很多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官员,对待媒体的意识还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。他们习惯于管控媒体而不是和媒体沟通。

一些政府官员将自己言论失当、能力不济的责任毫不客气地推给媒体,认为现在的媒体是找事、添乱的导火索。这种认识既不客观,也对问题的解决无益。

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,信息海量且往往被大众情绪左右,在给传统媒体造成极大冲击的同时,也能产生巨大的舆论能量,足以对政府行政产生影响。这些舆论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产生巨大影响,是因为在媒体背后有社会大众的支持。如果政府官员认识不到这一点,思想意识没有跟上,受到伤害也不足为奇。

能力不足,在问题面前的“本领恐慌”。

力量日益强大的社会輿论让媒商低下的官员深感畏惧,进而患上“媒体恐惧症”。于是官员躲避、打压媒体的现象屡屡出现。

新媒体时代的到来,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,面对“人人都是通讯社,人人都有麦克风”的挑战,政府官员 整体表现出“不适应”。

梳理近几年官方应对公众关切事件的方式,可以总结出“习惯性否认”、“打太极”、“沉默是金”等特征,“封、捂、堵、压、瞒”成为部分政府官员应对新媒体的主要手段。否认、否认、再否认,最后被迫承认事实,已经成为部分政府官员和媒体 打交道的常态。

“认识作怪”和“本领恐慌”让政府官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和媒体之间的关系,这是政府官员媒商低下的根本原因。

过去,我们认为“媒体是党的喉舌”,强调的是“宣传”功能,而在新媒体时代,“媒体是党和民众之间的桥梁”,强调的是“沟通”功能。

十八大之后新一代领导人一再强调政府官员要学会和媒体打交道,要让媒体成为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有效工具,迅速提升官员的媒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前提。

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,强大的网络舆情,已经对现实社会构成很大影响。当前社会的维稳,除了现实社会的维稳,还包括虚拟社会的维稳。而虚拟社会维稳的根本方法是提升政府官员的媒商,即提高官员善待、善用、善管媒体的认识和能力。认识上的转变是政府官员处理媒体关系的基础,是提升政府官员媒商的必要前提。能力上的提升主要依靠学习和实践,是拒绝“本领恐慌”的主要手段。

近日,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》,着重强调政府网站微博、微信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,由此不难看出中央政府对新闻执政的重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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